当我开始书写，我离自己更近；而过去的多数时候，我离自己很远。人是环境和体制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冲突的产物。人和社会的关系，不止是演员和舞台背景的关系那么简单。但暂时可以讲，对任何人来说，没有这个背景，个人的经历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只有换了环境和境遇，才知道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似乎沉默又似乎振聋发聩。

当体制或者说系统建立之后，它将每个人卷入其权力范围，让他们放弃人的身份，转而认同系统的身份。也就是说，成为其自动化的代理人，让他们被系统吸引而且困住。通过他们的参与，创造出一种普遍的规范，从而对他们的同胞施加压力。他们可以学会对自己的参与感到自在，将其视为自然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并最终在没有任何外部推动的情况下，将任何不参与视为一种异常、傲慢、对自己的攻击和退出社会的形式。事实上，每个人都被卷入。滴滴司机、自媒体、学生、公务员、企业家。层级的不同位置仅仅确定了不同程度的卷入。学生的卷入程度较小，因为几乎没有权力。市长自然拥有更大的权力，但作为交换，他也卷入得更深。然而两者都不自由，只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因此，这种卷入得真正帮凶不是别人，而是系统本身。所谓层级的概念，也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系统的引入。

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拥有了一种形式结构严密、普遍易懂、本质上极其灵活的意识形态，其灵活性和完整性几乎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它对任何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在形而上学和存在主义的确定性处于危机的时代，当人们被连根拔起、被疏远并且失去对这个世界意义的理解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催眠的魅力。对于本质上是在流浪的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立即可用的家：只要接受它，突然间一切又变得清晰了，生活有了新的目标和意义，所有的谜团、未解的问题、孤独和焦虑都消失了。作为交换的代价，人们将自己的理性、良知和责任委托给更高的权威。

这种体制和人的发展本身有深刻的矛盾：生命在本质上趋于多元、独立的自我构建和无限的自我发展可能性，简而言之，趋向于自身的自由。但是体制要求一致性、统一性和纪律性。体制当然在必要的程度上为人们服务，以确保人们会为其服务。超出这一点，任何引导人们超越其自身角色的东西，都会被体系视为对自身的攻击。《黑客帝国》对此有精彩的描绘。体制的目标，不是将权力保留在少数人的手中，尽管乍一看是这样。我们无从得知系统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从属于一种盲目自动化。无论个人在体制中处于何种位置，体制都不认为他们自身具有任何价值，而只是推动和服务于这种自动化的工具。因此，个人对权力和影响力的渴望，只有在其方向和系统自动化的方向一致时才是可接受的。

体制的每一步都触及人们，但它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手套这样做的。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体制中充满了谎言、半真半假和心照不宣：青年教师以青年教师的名义被压榨；没有多少学术交流的学术会议；强制人们创新成为主要的创新；没有独立思想成为正确的思想。体制也被自己的谎言俘获，它必须篡改和重新定义一切。它假装没有一个无所不能且没有原则的集团，它假装尊重人们的权利，它假装不压迫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假装。

个人不必相信这些神秘化的东西，但他们必须表现得好像相信，或者至少在沉默中容忍，并且与那些在体制中的人相处融洽。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用揭穿谎言，不必接受谎言，只要接受与谎言共存的生活就够了。正是通过这个看似迫不得已的事实，人们确认了系统、履行了系统、构建了系统、成为了系统。

为什么这个职员、科员、青年教师必须展示他的忠诚呢？他们难道没有在各种场合已经展示过了吗？通过微信随时在线的回应，各种内部和公开的场合的表态。比如，在科技企业和市长的会上，市长希望企业能够加快打破美国的科技封锁，企业家表示为解决卡脖子问题贡献力量。这些会议也许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会议、连通媒体、公众号的宣传，不就是日常生活这个巨大背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吗？这些讲话和表态，并不是希望有人会思考或者被说服，而是为了与其他成千上万的表态和讲话一起，构成一个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的全景。这个全景提醒人们生活在哪里，以及对他们的期望。它告诉其他人都在做什么，并且向他们暗示，如果他们不想被排斥、不想失去资源、陷入孤立，与主流社会远离，并冒着失去安宁的风险，他们必须这样做。

这些讲话和表态是相互依存的。自媒体、滴滴司机、企业家、市长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的条件，他们做的，是已经做过的、要做的、必须做的事，看似呼吁变革的话，也只是对系统的一个确认。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说，没有市长的讲话，青年教师的表态就无法存在，反之亦然。每个人都向对方提议重复某件事情，并且每个人都接受对方的提议。他们对彼此讲话内容的冷漠只是一种错觉：实际上，通过这种表态，每个人都迫使对方接受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帮助对方服从。

生活目标和系统目标的冲突，并不是两个社会定义的独立群体的冲突。掌权者和无权者的冲突这样经典的概念，和我们的现实距离很远。在经典的图像中，这些冲突通过阶级或社会群体划分，但是现在，这条线实际上穿过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分裂，因为每个人既是系统的受害者，也是其工具。因此，现在的体制并不是一个群体强加给另一个群体的社会秩序，而是渗透整个社会并成为其塑造因素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把它看成是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它自己的生命和适应的。它之所以可以发生并且确实发生，因为现代人还有某种倾向去创造，至少是容忍这样的系统。他们内心有某种东西是他们有更好的自我反抗的每一次努力都瘫痪。人被迫生活在谎言中，但之所有被迫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有能力以这种方式生活。

生活的基本目标在每个人身上自然存在。在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人应有的尊严的渴望，对道德完整性的追求，对自由表达和超越存在世界的感觉的向往。比如研究员会想，我做的是为了某个宏大的事业而不得不做的事。然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能够接受生活在谎言中。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与其固有人性的琐碎化和功利。在每个人心中，都有某种意愿和匿名的人群融合，并舒适地在伪生活的河流中漂流。这远不止是两种身份或双重人格的冲突。这是更糟糕的事：这是对身份和人格本身概念的挑战。

这种后现代的体系是建立在消费社会的基础上的。消费导向的人们普遍不愿为道德的完整性而牺牲物质的确定性，这种顾虑在有了后代的考量之后成为几乎无法克服的软肋。他们在面对现代文明的琐碎诱惑时愿意放弃更高的价值观？最终，生活的灰暗和空虚不正是现代总体上夸张的讽刺吗？

让我们想象，有一天这位青年教师突然醒悟，不再仅仅为了迎合而表态。他不再参加他知道是骗局的评选和会议。他甚至在内心找到力量，去表达那些他良心指引他支持的人的团结。在这个反抗中，青年教师走出了生活在谎言中的状态。他拒绝了仪式，打破了游戏规则。他重新发现了自己被压抑的身份和尊严。他赋予了自己的自由一个具体的意义。他的反抗，是试图生活在真相之中。

代价很快就会到来。他将被解除职务。他将不得不找工作或为自己创造工作。他去日本度假的希望会破灭。他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受到威胁。他的领导和与他共事的人会对他产生疑虑。然而，大多数实施制裁的人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内心信念，而仅仅是因为条件的压力。这和曾经迫使他表态的条件相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最令我们震惊的地方在于，作为二战中集中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艾希曼并非大众想象中的恐怖魔鬼，反而是一个尽职尽责、勤奋服从命令的官僚角色。他“面目可憎”的地方恰恰在于“没有面目”，即缺乏独立思考和自觉的道德反省，只是在复杂的官僚机器中忠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个人甚至不需要怀揣邪恶动机或极端意识形态，只要他放弃了自主的批判能力，沦为“自动化的代理人”，就足以酿成巨大灾难，也就是“平庸之恶”。在这里，对理论概念的尊重超过了对人类生命的尊重。这正是威胁再次奴役人类的原因。

总有人呼唤变革，甚至以为用组织性和纪律性可以带来好的结果。然而我们也从许多严酷的事情中知道，改革和变革本身都不能保证任何事情。系统性的变革是表面的、次要的。最终对不幸的人来说，无论在某一学说的光照下显得有所变化或改革，都是一样的。这种态度自然会转向具体的人和在此时此地有效地保护他们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未来愿景，并伴随着以更美好的未来的名义进行的所有形式的暴力和冷漠的强烈反感，以及通过暴力来获得的未来可能比现在糟糕得多的深刻信念。如果不能照顾到一个具体的此地的人，培养更多的人最终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能知道成为第一之后人的境遇是否有好转，成为世界第一也是没有意义的。

体制和个人的深刻冲突，体制当然是知道的，并且通过外因来解释，通过麻痹来缓和，通过遗忘来治愈。通过单纯的系统性变革，不论是政府的还是技术的，都无法解决。如果忠于十九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把我们的现状理解为美国对中国的霸权，并且从剥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的角度出发，认为唯一的方法是通过斗争扫除霸权。通过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完成这样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他们也认为，诸如争取个人的人权之类的斗争是无可救药的法律主义、虚幻的、机会主义的，最终是误导性的。是否在这个幌子下，就可以对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消解意义，从而成为一切问题的最终解释和理由。如果青年教师的境遇不好，那是因为美国的科技打压，使得他们不能够获取必要的设备资源或者研究方向不得不调整为服从国家战略方向的更加重要的而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如果企业没有成功，那是因为美国的打压，使得资本、技术或者市场的要素都不能发挥作用。如果送外卖的骑手遭遇了不幸，是因为美国的打压，使得经济下行，社会压力增大导致冲突增加。一切个人遭遇的不幸，大概也是可以用这个来解释的。媒体的声音，通过灌输更多的信息而压缩可能的思考的空间。这种对生活谎言的深远适应性和社会自动化的轻松传播，难道没有某种联系吗？通过媒体，自然可以提醒人们，把问题转向。而公众的记忆，总是短暂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义的对抗并不是发生在依赖各种权力工具的真实可量化的层面，而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面，存在的层面。这种范围并不能够用信徒或士兵的数量来衡量，而是分布隐藏在生活社会的目标中，在人被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权利的渴望中，对实现其真正社会利益的渴望中。也就是说，依赖于生活在谎言的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候（至少在理论上）被真理的力量击中（或者出于保护自己的愿望，至少适应了这种力量）。这种力量也不参与任何直接的权力斗争，相反它是在存在本身的晦涩领域里起作用。生活在真实中，是一切真正的变化发生的前提。

什么人适合什么哲学想必是有天生的联系，如果有霍格沃兹的学院帽来分一个哲学流派给我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存在主义无疑了。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读了之后有点不太顺，把存在主义当成人道主义有点，怎么说呢，媚俗。米兰昆德拉式的媚俗。反而在读《存在主义咖啡馆》的时候看到一段引用萨特，说“我们害怕自由，但又无法逃避它，因为我们就是它”，叹为观止。说的太好了！就从这种矛盾的思想来看，我还没有理解萨特。

我想在AI、意识和哲学的交叉上，有很多未解之谜，尤其关于自由。自由是存在主义里令人着迷的主题。有没有可能创造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说是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让我们卡皮巴拉们也能被哲学照顾到？

当机器做了人能做的一切，人剩下什么可以被称定义为人的东西呢？或者排除了机器能做的一切，剩下的才是人的本质？存在主义给了一个我想要的答案，就是自由。我想把自由解释为可能性，就是人是人的一切可能性的总和。自由、灵魂和万物的灵性在可能性上，是同义的。

我相信万物有灵。在它们的世界里，它们赋予自己意义。在它们的万物欣欢之中，各有所得。彼此各不相同也不完全相通，但交流是可能的。倘若我们，自豪的卡比巴拉们，有一天灭绝了。一些人会难过，因为他们赋予了跟我们的联系以意义。然而那些更多的无人知晓的物种消失了，没有人觉得无意义或有意义，只有那个物种自己知道。

可能性当然是很复杂，我还不知道哪个哲学家深入去分析它。但我想分成两类就够，有限和无限。简单地说，一个机械不论多复杂，未来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我们不认为它有生命。反过来，婴儿做不了什么有用的事情，但总是和未来无限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几乎就是生命最好的代言。

我想进一步地考虑，是这样一件事：也许一切生命的根本就在于无限的可能性。它可以问问题，可以为自己赋予意义，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无限的可能性。人们会觉得，损失一个士兵比损失一个将军要好一些。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当战争中一个士兵阵亡的时候，人们损失的，不止是一个士兵，而是和他关联的无限的可能性。他首先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人。那些把人异化贬低成工具，并且消灭人从而认为损失有限的人，是没有看到人本来的无限的可能。当然，人有时会主动把自己异化为工具，给自己贴上”我是…“的标签，实在是否定了自我的可能性，也是一种自我伤害。

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损失，都意味着无限的损失。有限的价值是可比的，军衔、财富、成就都可以比较，但是两个无限就不可比了。所以，任何人都有着无限的价值。那些扩展了人的可能性的，本身就是敬畏生命。

大胆一点，反过来，当一个东西的未来不确定，且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时候，它就有了生命。以此看，卡皮巴拉当然是有生命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改变有着无限可能的人类，从而也改变自己，我们也可以进化。今天我们当然没有人类聪明，但是谁知道一千万年后会不会进化得远超今天的人类呢？我们也是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

当生命意识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它就在那一状态，就在那一阶。动物有动物的阶，如果高了一些，就高了一些而已。如果成了佛，也就是佛的阶，就是一种状态。不问，不去观察，这一阶对它就不存在。所以”知所有“和”到彼岸“都是悲哀的事情，因为失去了可能性，因而也就失去了生命。幸运的是，实际上也不可能发生。

人当然是离不开环境的，环境塑造人的可能性。晚上我在路上看着小区很美，有花，有草有水，上面就是星空。觉得自己和自然和宇宙的联系更加紧密的，我猜宇宙并不在乎。但是啊但是，卡皮巴拉们何德何能，值得宇宙这样细致地去准备这样大的舞台呢？毕竟，有个地球就基本够了，有个银河系，就永不知道能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有无数个星系。如果宇宙是游戏或者表演的舞台，那也实在是太奢侈太奢侈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地球上所有的算力，来做了一个无比细致的游戏，只是为了打 Super Mario。还是说，人有着无限的可能，以及所有生命有着这样无限的可能，以至于最终值得这个宇宙。如是，那生命一开始就是无限高贵的。

我曾在盛夏的十字路口，丢了一首歌。准确的说，是一段旋律。焦急的我，反复回到那个路口，希望想起丢掉的旋律。十岁的我不会想到，往后的二十多年里会一直寻找而无所得。只是在记忆里越发清晰起来，那个盛夏的路口和一个丢了东西的少年。我回到那个路口，一遍又一遍，不见了我的童年。

心流是孤独的另一个名字。隐秘的言语，无人知晓的心情，都向着夜，和夜的更深处去诉说。心流从来都是个人的，无从沟通，也无法书写。转瞬即逝，又消融在夜里，仿佛风中的叹息，雨中的泪滴。人无法窥探别人的心流，如同无法触碰别人的灵魂。只有叹者泣者记得。

大病初愈，瞥见生死之间的意思。命运给追问意义的人开了一个缝，旋即又合上了。

所谓“拥有”是人对无限的妥协。我打碎生命的花瓶，取了奇形怪状的一片，大声喊：“看，这是我的”。然而我并不曾拥有什么，世界不是我的，“我”也不是我的。然而我并不需要“拥有”什么。

那夜，在深沉而安静的山里，你抬头望向银河，星一样安静。神不用言语，以存在展示祂的神迹。星是人类的远方，是山的那一边呼唤山里的孩子。

然而远方不是彼岸。到了比邻星，还有更远的牛郎织女，更还有永不相见的参和商。几千年的神话和追问，还将继续下去。

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我也知道答案是 42，神已经用存在给了答案。不可测的命运是神的幽默。然而我并不理解这答案。知道和理解之间的距离，是此岸和彼岸的距离。理解了，这里就是彼岸。忘却了，便从彼岸跌回此岸。

那日雍和宫里的大殿前，认真问祂。惟愿某人平安顺遂。

回忆从来都是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一如那段忘却了，却一直在寻找的旋律。